【锦官故事】清代人买卖房产要交好多税...

从古至今，凡民间买卖田地房产须立契约以昭信示，但民间契约须经官府过税认定后，产权的转移才能正式成立。宋开宝二年（969)规定，买卖田宅应于两月内向官输钱，请求验印，名为“印契钱”。此为契税之始，历朝相袭。

 

清代契税实行“定额解缴”，契税税率和税额由朝廷制定，但契税的征收方法却因时代和地域不同而差异较大。清顺治四年（1647)朝廷复准“凡买田地房屋，必用契尾，每两输银三分”。四川契尾由四川布政司统一制发，交州县使用。田房买卖成交后将契约交官审检，准同纳税后，契约粘上契尾，盖上官印即成为正式契约。清光绪年间各县设经征局征收契税，用藩署制发的契格书写契约，纳税钤印后成立，称为官契。“凡置买田房不赴官纳税……即行治罪，并追契价一半入官，仍照例缴纳正税”；四川省各州县大多采用“炮税”方法征收契税。

 

一、何谓“炮税”及种类

 

“州县临去任减价税契之谓也。”也就是州县官员在即将离任之时，为了多捞钱财而降低税额，让平时买卖土地房产的业主争相到官府验契投税的行为。官场称这种降率撮收契税的办法为收“庄稼”，民间称为“放炮”，所缴之税称为“炮税”。

 

民国时期山东的“买契纸”

 

清代四川契税征收的“放炮”名目很多，除官员去任“放炮”外，有的州县规定每年的春节、端午等固定节曰期间，减价投税，此种规定不因官员替换而变，在当地形成常例，民间称之为“放例炮”；遇瓜代（官员卸任被新官员取代）时，新任官员为了捞钱，采取降低税率，鼓动房地产买卖业主到官府投税，民间称之为“放倒炮”；有的州县官员即使还没有到交卸之时，也放出风声说本官即将卸职，减税办理契证，怂恿贪小利的百姓突击卖买田地房产，以期少纳契税。而官员搜刮后，却并不见其有去意，民间戏称此举为“放太平炮”；也有的州县官员在任之时，或随便找个理由，巧立“恩惠”名目减少税率，诱骗百姓投税，民间称之为“放恩炮”。这种契税征收不靠规矩靠“放炮”的混乱局面不仅时间久远且明目张胆的状况，可从四川总督赵尔巽在光绪三十四年（1908)九月给朝廷的奏折中得到印证：“他省税契亦间有暗地私减，然为数有限，秘密而不敢宣。独川省视为固然，张示晓谕，一减再减，上下相诱，凡同列肆。官既恃此弥补所亏，民亦贪此图省小费，上司亦恃此拨补摊捐。积习柜沿，由来久矣。”

 

二、“炮税”的形成原因

 

一是清朝吏治制度使官场鱼龙混杂，腐败丛生。清朝政府官员的来源一是通过科举考试，二是通过捐纳。即“每一个想获得更高社会地位的平民都可以通过科举考试当官，或通过捐纳买官”。然而按照规定，知县不得在他的家乡省份做官，且在一个州县任期至多为三年。由于不论是通过科考当官还是拿钱买的官都很不易，且单身赴任、任期时间短，所以这些获得一官半职的人一旦有了权，必然想方设法地捞取好处，以弥补前期投入。自然也就不会对当地建设作长期打算。俗话说：“千里做官只为钱。”所谓“三年清知府，十万白花银”，就是对清朝地方官员的真实写照。

 

二是清朝四川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不足，财政管理混乱，收支极不平衡。一方面清初四川因为战乱和瘟疫，生产力极为落后，为贫瘠荒凉之地，朝廷不向四川征收皇粮，“川省州县不收漕米，有平余之处甚少，夫马一项，此有彼无，统计不过十余万金，无所谓衰多益寡，更无所谓量入为出”。由于贫瘠，州县地方政府财政收入项目少，征收数量有限，政府的财政支出无法维持。其次，财务管理又十分混乱。“川省州县进款则无实数可稽，往往问一官之所历，前后迥殊，合数任以相衡，参差难决，有任著名大缺（缺，即肥缺，指有“油水”、有“搞头”的职位）而亏累巨万，有署边简小缺而盈余多金，不但提取难施，抑且优瘠莫定”。长此以往，州县官员只有自己想办法维持开支，采取“放炮”之法增加财政收入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。

 

三是清代四川房地产买卖契税税率太高，百姓负担太重。清初四川的房地产买卖契税税率为契价的3%,全省仅解缴银21380两；嘉庆十六年（1811)加征64780两；光绪二十年（1894)又“酌征”10万两，二十七年新加征30万两，共48万两。由此可以看出，朝廷的税额不断增加，地方官员的压力愈来愈大，迫使地方政府不断提高契税税率。到清末，田房买卖契税税率增加到9%，典当契税税率为6%，百姓负担过重，大多不愿到官府投税。为此，地方官大多采用适当降低税率的“放炮”办法，引诱百姓投税。由于平时放的“倒炮”“太平炮”“恩炮”“例炮”等所减税率较少，民间买卖典当田房后多隐而不税；官员离任时的“放炮”所减税率较多，百姓则十分踊跃。

 

四是清代四川契税征收实行“定额解缴”，地方官有利可图。清代四川契税实行“包征包解”制度，即朝廷每年给四川规定解缴税额，省政府再按属地的贫富分摊到各州县，各州县按照分摊税额上缴后，剩余部分作为地方官用以“养廉”，实际上归地方官员自由支配。此种“定额解缴”，剩余归己的办法，也刺激地方官员征收契税的积极性和灵活性。于是想方设法“放炮”。如华阳县“每契价一两，征银不过三分。倘值交替（县官卸任之年），减至一二分”。以此招徕未投税者踊跃投税，当年可收银一万余两，而县例解缴布政司的契税额仅为980.5两，其赢余全归知县所有。又如灌县田房契税额定年1067两解布政司库，每宗房地价百两，征银6两9钱7分1厘……岁赢若干，皆入县令私囊。又据民国《三台县志》载：“数□之内可获得万余两。”总之清代契税“包征包解”到了弊大于利的地步，不但达不到官员“养廉”的目的，反而滋生出更多更贪的官吏。

 

五是清朝的契约和契税规定有机可乘。清朝法律为保护土地、房屋所有者的权利，规定土地房屋买卖应到官府投税、粘贴契尾。对所有权之外的权利法律并未作明确的保护规定。对此，一些人为逃避契税，一是将买卖契约改为典当契约。“川省多有以买作当，巧避税契者”。而且“民间典当田房虽有契约，往往并无年限，捏买作典，弊端百出”；有的典当契约并不填写典当年限，有的在契约内载明永当、永租及永不回赎的文字，实际上等同于买卖契约。二是“也有立契之时，不书明年月日期，而团保包庇，久不举发，隔了多年方才投税者”。在买卖契约上将签约日期空着不填。只要将乡约团保等地方官员勾兑好就可蒙混过关，不按时交税也不受到处罚，所以绝大多数买主专等官员离任“放炮”才交税。

 

三、“放炮”的危害

 

一是影响清朝政府在百姓中的威信。四川各级地方官员长期自行其是，采取“放炮”征收契税的做法将朝廷制定的契税征收政策视作“儿戏”，使朝廷的威信在全川人民的心中大打折扣。

 

二是影响政府的财政收入。以降低税率征收“炮税”的方法征收契税，必然使国家税收资金大量流失，国库空虚。

 

三是滋生官场的腐败。“综计州县自到任以至交替，无日不以税契萦情，即无时不为炮税地步，而需次之日，钻营奔竞，求得税多”。大多地方官员自上任开始，心里想的就是多捞钱财，“炮税”给了他们中饱私囊的机会。他们上借政府之威，中饱一己之私，下吸小民之血，损公害私，乱政殃民。

 

四是影响司法的公平和公正。在清代以前，审理民间诉讼是州县官员的职责之一。许多州县官员为了多收契税，在审理民间诉讼案件时，不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和相关法律条款断案，往往“遇有买卖田土之案，无论是非，一律断买；钱债控告，必令变产相偿，总之为得税契而已”。

 

四、契税征收制度改革，结束“炮税”

 

光绪三十四年，四川总督赵尔巽为堵流失、清吏治，奏请朝廷同意，对四川契税征收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。

 

(一)成立四川经征总局和分局统一征收各种税费。州县官员“除推收过户，非经派定兼收税契者，不准再行干预税契征收事务”

 

(二）对州县官员实行公费津贴。以“尽收尽解”取代“包征包解”的契税征收政策，从而结束了契税征收使用由州县官员自由支配的做法。

 

(三）根据各州县具体情况议定契税税率，“成都契价税银每两征8.1分，华阳每两征6.83紛，同年成华经征分局成立，将成都契税价银减为6分,华阳减为5.68分”。契税由经征人员按税率统一征收，严禁“放炮”征收。

 

(四）取消房地产买卖投税粘贴契尾，实行正副契格。“税契向系粘给契尾，今将契尾更定格式，改为首契，盖用藩司印信，由总局编号转发各分局，于官契上预盖地方官印信行用。凡投税者须用正副‘契格’……正格上盖用分局关防，粘连宫契骑缝，发还业主。副格粘连存根……发还分局存查”。同时规范契格的填写方法，“买卖田房，应于正副契格内注明原业姓名、四至、坐落、亩间、价值及科则分数”。

 

(五）规定田房买卖交税时间和规范契约签约时间。“民间买卖田房应自立契之日起，限两个月内遵章投税，请填官契”。后改为二十天到官府投税，“田房买卖自立契之日起限两个月投税的一条，改为限二十日投税。必须取用契格，大写某月某日立契，不准私立白契，空出年月日期。倘敢故违，照匿契例治罪，并罚买价一半充公。团保包庇逾限不税者，从严罚惩”。

 

(六）规定房地产典当契约必须载明典当年限和签约时间，杜绝以买作典。“嗣后典当之契，如契载年限在二十年以内者，应依限赎回或找价绝卖。如限满既不找价，又不回赎者，即作绝卖完税。如典契并不订明年限，或年限在二十年以外者，应概以二十年为限，逾限不赎，即作绝卖，令典主呈明过割，请换官契，纳税管业。倘典主届期不税，亦照漏税查办。其有契内载明永当、永租及永不回赎字样者，均作为绝卖投税……如有典价与该处时值卖价相等，明系捏买作赌，禀请从重罚办”。

 

(七）征收典当契税。宣统元年(1909),四川新订田房典当大佃税契章程规定田房典当一律征税，“川省多有以买作当，巧避税契者，自应一律征税，以杜流弊”。同时，政府印制统一的典当契格，比照买卖契格填写典当契格和征收典当契税，“其税率按照各州县现行税则核计当价，照数征收”。后调整为按买卖契税的三分之二征收。

 

川督赵尔巽一系列的改革措施，改变了州县官员以捞钱为主的履职行为，结束了四川契税征收的“炮税”做法，阻截了国家税收资金的流失，改制以后归公的契税额大增。此前全省仅报解40万两，改章以后宣统元年“遽逾三倍有余”。